这恐怕是人天生的性格特点。我们看天份甚高的人们，极少能循规蹈矩，慎厚朴实，而大多不遵绳墨，飞扬佻脱，其长处让人惊讶，其短处也同时令人注目。也许这些人物生来凭着特异的才干遍受尊重，可以不知检点，更也许是他们的精力早已消เ费在过人的长处上而无暇顾ุ及其余。许多卓有成就的人物老年说自己其实很笨，我起初以为是谦词，后来才体会到并非虚语。一定的天份加上勤奋的努力，往往比许多只有甚高天赋的人成绩更大。所以我们对武帝关于东方朔的评价也不免怀疑，因为常常自诩才能的东方朔，决不可能做到谨慎自持，静默自守。作东方朔不乱七八糟会如何如何的假设显得毫无意义。
张汤在法律上的发明至为可恶，他让人为ฦ他人的行为负责，判断人有罪与否不依据实际的行为而依据无言的思想，如此，又有何人可以平安，何人不可杀头?这种极端忠于现实秩序的法令同时也极端地践踏了作为人类社会公理的法制ๆ。
在郡中ณ掌管法律事务的是于公，他在当地以公平著名。据说那里被判刑的罪犯，如是于公经手的，总是心服口服，无甚怨言。于公接到这桩案子，心生疑惑。从案情看，此少妇丧夫已十来年，要改嫁婆婆早ຉ已同意，要谋财家徒四壁无财可得，根本没有丝毫犯罪动机，何况她供养婆婆长久，孝名远著，更不会做出此等事情。于公向太守禀报自己的看法，太守则以少妇供词回答。中国古代一直不禁对犯人施加肉刑，尽管有路温舒等人知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的实情，但是对屈打成招的后果在法理上从未有过周密的考虑，所以太守一固执己见，于公说干喉咙也无济于事。但于公实在无法执行，于是抱着此案档案，嚎啕痛哭于大堂上，哭毕，辞官急去。太守则ท将此女活活诛杀。
怪的是东海郡ຉ从此大旱，绵延3年，民不聊生，太守因而调任。新官上任，先通过卜筮来推测上天为何降罪。闻讯赶来的于公曰：“3年前有一孝妇冤案，从案情看，孝妇定无罪，但是前任太守一定要杀了她。问题大概ฐ就出在那里罢。”新任太守于是杀了牛，亲到孝妇墓上祭扫，并立碑为志。立时，从天普降大雨，当年全郡五谷丰登。
在这个情节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最主要的角色却是天。天虽无言无行，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为。天洞悉人世间的奥秘，更惩治人世间的罪恶，保证正义的伸张。更有甚者，在古人的心目中ณ，天还能ม选择人世的统治者，以吉兆宣示天子的仁德，以灾祸显示天子的失于正道。畏天敬天，乃古代人行事之根本法则。上古的《尚书》中《汤誓》记载，商朝开国之君汤欲伐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诛杀之ใ”，“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前往讨伐，使夏朝归于正道”；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ใ言”《论语·季氏》。晚到เ元代的关汉卿，写《窦娥冤》时还有这段著名的曲词：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ฦ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ฐ欺硬怕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双泪涟涟。
后人常常夸赞关汉卿在此对天地鬼神的控诉，殊不想天降6月飞雪，终促成窦娥沉冤昭雪，“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毕竟还是天英智神明。所以在今天看来无聊之极、小事一桩的骂天斥地，在古人则成为不得了的狂悖恶行，《汉书》写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在儿子病死时，仰面骂天，这一事已足证此人该杀之极，我们也可凭此窥见当时之流行习俗。
当然，天道神明的观念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退潮，也是铁定的事实。汉代还相信皇帝ຓ真是天的儿子，后来这种神圣性就逐渐消退，宋以后更是人事化。尤其是20世纪以来，现实权威全面推行，科学和现代理论普及，中国可以说基本摆脱了天地鬼神的传统观念。但是，这种迷信的驱除是否就一定有利于善行等事在社ุ会中的推广？稍有知识的人士当然会作否定的回答。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许多古人本也不相信天地鬼神之说，只是人世又靠什么去维持？——法律？道德？……在法律和道德后面实在还有一个ฐ更大的前提，那就是正义แ。但是正义不可捉摸，无影无踪，它依靠一系列生活习俗、流行观念、理论体系等慢慢铸成，而且随时代而大幅度变化，对迫于生计、无暇深思的平民百姓尤其缺乏硬性的约束力量。所以天地鬼神之ใ说才得以萌发盛行，借无所不在的神来维系正义，一方面以此制ๆ约最高统治者，一方面规范芸芸众生，这样最节约交易费用，也最具有威慑力。后来佛学传入中土，正统士大夫虽然恪于传统理智观念，不愿接纳，但他们也知道对百姓来说地狱轮回之说更为有效，更能约束普通人的恶行，也就放任不管，甚至暗中推波助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魏禧已一语点破：“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就说出了对这种非理性制ๆ约方式的需要。因为在这种迷信观念下生活，恶行必遭惩治，善行则有好报，人人更为放心，也更为放松，可以争做善事而不做或少做坏事。东海孝妇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迷信已被基本驱除、尼采宣布“上帝已死”的今天，自我约束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首要难题。灿烂星空在我上空、道德律令在我胸中毕竟只是至圣大贤的崇高境界，自觉的道德修养对芸芸众生来说更为遥远。当然科学等领域的发展使得神道设教成为永远的陈迹。问题是如何才能ม造成普天之下奔走于生计的普通平民的道德自觉？在东海孝妇和《窦娥冤》之后，我们又能ม做些什么เ？相信这是时代对人文学科工作者提出的首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