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日子，我们都上白班，她上夜班，彼此很少照面，但每天都在交流，我在上班前填好一词或写好一诗给她看，她在上夜班前也如法炮制，因为有了她，我觉得很开心很欣慰。我的打工生活不寂寞。
就在媛初中毕业那ว年，媛的哥哥采石炸伤了眼睛，在县人民医院花了好几万元，家里债台高筑，无力再供媛和弟弟读书，媛和弟弟也就结束了她们的读书生涯。但媛的诗和作文写得很好，虽然没有再读书了，但坚持写作，她的诗歌痛苦而渗透沧桑，连世界都是深沉的。她所经历的苦难，深深地打动着不谙世事的我。媛努力工作，每天把该做的事做完，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同事。因此，媛人长相一般，却能得到全车间工ื友的尊重。媛也挺会唱歌，我最喜欢媛的恢宏的嗓音，很有磁性，有点像韩红，她的歌粗犷，浑宏、悲壮、有气势，深沉而有张力。我们所有的老乡不加班的时候便要她给我们领唱，有时唱得热血沸腾，气势昂扬。我们经常说，要是媛长得靓点，或有人帮她包装，她或许也能成为ฦ红歌星呢！媛把每个ฐ月大约七百多元都寄回去给哥哥治眼睛，自己只留แ下很少的生活费用。她说哥哥不能没有眼睛，哥哥是自学画ฑ画的才子，在村里的采石厂做工ื，没事的时候就到山上去画风景。很美很美。媛给过她哥哥的画给我看，真的很不错。后来，哥哥的眼睛治不好了，装了只假眼，去美术学院求师学艺。几个月后，就被聘到凤岗的一家工ื厂做美术设计，工ื资高过媛好几倍。几年来，家里的债也还清了，哥哥还结了婚，媛也成了二十七八的大姑娘了，媛的母亲最担心的是她的婚姻ี大事。
那时我猜想妮子一定是个高大而苗条的女子，或许是大专生或许在家教过书的，她说我的诗写出了打工者的心声。特别是那《美丽的错误》更是说了出在外奔波的无奈，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说诗社的社ุ员们都想认识一下那个冒然闯入她们阵地的我。
以后的日子，我和妮子经常联系，不断了解。我知道了妮子是湖北应山县人，妮子是她最喜欢用的笔名。她在家排行老三，她说爸妈小时候最不喜欢她，嫌她又是女孩，她从小得不到父母的关爱。除了过年，平常从没买过新衣服。六岁的时候，她就要洗两个姐姐的衣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七岁了，好不容易爸才同意让她读书，小妮子不让人失望，年年都是三好学生，父母对她跳出农门寄于了很大的希望，高考放榜了，妮子仅以一分之差落榜。失望至极，她准备再考一次。恰在这时，父亲的一场大病让她失去了希望。
那只好委屈各位，你们在广东工ื作对吧，大家都在这里，谁也不用迁就别人。大家都吃广东菜，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生活，就应该适应这里的口味，这里的水土，让自己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你们说呢？
你们今天这个跟我说，不吃这个菜，那个跟我说，英姐，这口味不对，你说你还要不要做下去呀，你们要学会生活，快乐地生活。知道吗？这是你们的立足之ใ本。否则，你们除非选择回家。
有一次，公司十多万的货款就放在我和兴竹的枕头上，整整一纸箱，全是百元大钞ๆ。看着那么เ多的钱，我们一点也没动过歪心眼。田兴竹真是个不错的女孩，很好学。在大朗的《荔乡》过几篇散文，整天跟我谈论诗歌。那时，我又报读了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普及班、还有《湖南文学》的文学函授班。每个月寄过来的学员作品我都很认真地学习，找出里面的好的东西，以充实自己的不足。
我就把那篇被原来厂里那个湖南来的大学生评论过，并且说好的那篇散文《欺骗使我走向成功》一文寄了过去。结果很快就收到艺川ษ的采稿通知，艺川也开始问我读了多少书？没多久ื，艺川来我们公司玩，没想到她比我还小几岁，一头短，一张娃ใ娃脸，小巧玲珑的样儿，很灵性的那ว种女孩。有时也安静得像一朵静静地开放的山茶花，秀丽却不张扬。艺川的字写得很漂亮，文笔也好，她是十四岁表作品，后被保送上西北大学作家班的。毕业后分配在西安一家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她却停薪留职来了南方。
1988年正月初ม十早上，父母用千响的鞭炮把我和海珠送到车站，挥手告别的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眼里有不舍的泪，奔涌ไ而出。我是个坚强的孩子，我不流泪。经过将近2o个ฐ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下了火车。坐上汽车一路走来，到เ了常平镇，几个月没见，现常平在建造雄师大酒楼，这是常平最大的建筑了。我们先把行李放进宿舍，而后又想去厂里看看，因为我们把厂牌忘在家里了，看门的保安又不认识我们，厂里几千员工，凭的出入通行证就是厂牌，我和海珠没有戴上厂牌，明摆着不能ม进。
后来，我和海珠去了租在下墟的爱苹家。爱苹、爱群、爱秀三姐妹是潮洲人，跟我们同一车间，平时爱群跟海珠特别ี的亲近，她们家还有一个弟弟，租住在十一桁瓦的两层楼的小房子里，刚好她们家那天也来客人了，我们拜完年却不好意思说出口，她家住不了，我和海珠只好退出来。那ว时已๐经是夜2๐2点多，天冷了，已经下露，正月毕竟还冷，厂门前的房子前、树荫下，很多没找到工作又没有亲人的异乡人，都睡在屋檐下，横七竖八的，有的拿出了被子，有的，穿了很多衣服，我和海珠、裴秀、奉春四个人靠在一起相互取暖，我们的行李早ຉ就拿进宿舍，没衣穿也没毯子盖。原以为，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工厂宿舍，结果，我们却一样要睡大街。
工友们见我借不到钱，个ฐ个ฐ给我出主意，说我如不秤棉花的话，整个流水线都要停工ื，这样他非借不可，这不是叫我罢工吗？我没敢这样做，不是不够胆而是我深知这样做将带来的后果。想来想去，我伏在桌上哭了，好伤心好委屈。出门在外，我忽然觉得自己好无助好无奈。
那一年，我十七周岁，许多花季女孩正在校园编织着少女诗一般的青春梦想。而我，已经过早地进入了酸涩的人生之旅。
“那地方听说跟香港只隔一条河，特务卷了裤脚就可以打过来。”老一辈人的议论怎么也难不住我们那些向往山外生活的少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