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没有那个ฐ声明，也许您也能有办法留我继续工作吧。”托马斯竭力暗示对方แ，他的解雇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辞职来威胁当局。
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尽了。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ม干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候诊室里总是挤成一团糟，他对付每一个病人还不要五分钟，无非是告诉他们吃多少阿斯匹林，给他们开开病假条，送他们去找某些专科大夫。他看自己与其是医生，还不如说是个管家仆人。
这就是萨宾娜听到灰头男ç人讲话时所想到的。他不关心他的同胞们是否足球运动员或画家在这一群移民中，没有一个捷克人对萨宾娜的作品表示过任何兴趣；只关心他们是否反对共产主义，积极地或消极地？真正实在地或是表面地？从一开始就反还是从移居国外以后？
这位尊贵显眼的移民不曾看过萨宾娜的画，从画家嘴里听说他象诺沃提尼，脸变得排红，自一阵，又红一阵，最后转为掺白。他想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得沉默。直到萨宾娜站起来离开，大家也都沉默着。
然而，如果十四世纪的两个ฐ非洲部ຖ密的战争一次又一次重演，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
于是，让我们承认吧，这种永劫回归观隐含有一种视角，它使我们所知的事物看起来是另一回事，看起来失去了事物瞬时性所带来的缓解环境，而这种缓解环境能使我们难于定论。我们怎么能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们的太阳沉落了，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辩释一切，包括断ษ头台。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边的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
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
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热恋中的女人听到自己胃里顽固的咕咕声响；缺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伟大进军中与人们一起举起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经历过，但这一切未能产生我提纲勾勒中和作品描绘中的人物。我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线。对界线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所要求的神秘。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查。但是够了，让我们还是回到เ托马斯吧。
他一个人在公离里，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那幢建筑的脏墙上。他想念那高个ฐ；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辑，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从未进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仿佛刚在火车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还来不及跟她说什么，她就步入卧车厢，去了伊斯坦布尔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极力想着自己้应该怎么เ办。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点感情上的因素า比如他对那位编辑的崇拜以及儿子给他的恼怒，但仍然拿不定主ว意，究竟该不该在他们给的文件上签名。
万马齐喑时的大声疾呼是对的吗？是的。
从另一方面讲，为什么报纸这么多篇幅对请愿书大做文章呢？新闻界ศ全部由国家操纵毕竟可以保持沉默，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他们把请愿书大肆张扬，请愿书随即被统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赐神物，为一场新的迫害浪潮了极好的开端和辩解词。
那么他该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灭亡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缓死期强呢？
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思索：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ฐ给定购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ฐ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
在这一方面，历史与个人生命是类似的。捷克只有一部历史，某一天它将象托马斯的生命一样有个确定的终结，不再重复。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高级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泄他们对维也拉君主ว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的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193๑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ศ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๔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或者甚至是几百年之久ื。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ม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einmalistkeinmal。只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ฐ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托马斯ั再一次怀着爱情般的怀念之ใ情，想起了高个驼背的编辑。那个人于起来似乎把历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图画而不是草图。他于起来似乎认为ฦ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无休止地重演，会永劫回归，丝毫也不怀疑自己的行为。他自信自己是对的，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心胸狭窄而是美德的标志。是的，那人生活在与托马斯不一样的历史之ใ中：一部不是草图的历史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
几天后，他又被另一种思想所打动，我把它记在这里作为ฦ上一节的补充：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对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积累的经验，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许还有另一颗星球，我们将在那儿带着前两次生命的经验，第三次再生。
或许还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类将在那里诞生于更成熟的层次一个层次即一次生命。
这就是托马斯版本的永劫回归观。
当然，我们立足于地球第一号星球，无经验的星球，对于其他星球上的人将会如何，只能杜撰出朦朦胧胧的异想。他会比我们更聪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ງ？他能通过重复经验获得这种成熟？
只有从这样一个乌托邦的观念出，才有可能ม充分正确地使用悲观主义แ和乐观主义的概念：乐观主ว义者无非是认为第五号星球上的人类史将会少一些血污，悲观主义者则不这样看。
朱尔斯弗恩的一部著名《两年的假日》，是托马斯ั少年时最爱读的。两年的确是一个ฐ极大的数字。托马斯ั当窗户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几个星期以来，他渐渐意识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变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时是两次的性约会。他并末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但现自己已将气力使到了极限。让我补充一下，极限是指他的体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问题是气喘吁吁，而与生殖器无关，事物状态都有其喜剧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愿赴约而遭难，看上去象要度一个稀罕的假日。他渴望以极，给一个年轻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电话。对方是个妩媚的表演专业学生，皮肤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滩上晒得黑黝黝的，那种海滩使人联想起机动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转烧烤。
他干完活，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四点钟动身去办公室递交自己的工单。在布拉格市中心，他被一位未能ม认出来的女人拦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儿去啦？我八辈子都没见到你啦！”
托马斯搜索枯肠，想记出她是谁。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吗？那样子倒象个亲密朋友。他尽力搭着腔以掩盖自己้没认出她来的事实。好一阵，他才从一个偶然的记号认出了那姑娘：晒得黑黑的小演员，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ว一位。他这才着手打主ว意，如何把对方引诱到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钥匙。
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这证明他的脑แ力和体力一样都消耗殆尽了。两年的假期不能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告别手术台的假日，也是告别特丽莎的假日。六天很难见面的日子后，他们最终能充满着爱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显得疏ຕ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接触和亲吻。生理的爱给他们愉悦，但没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ว样大声喊叫，gao潮时脸上的扭曲，在他看来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着了，他们才温柔地依偎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她忘记了那一道将他们隔开的深渊白昼的深渊。夜里，托马斯既没时间也无办法去保护她和关怀她。而早上，看见她是令人伤心和害怕的：她显得又悲哀又虚弱。
一个星期天，她请他开车把她带到布拉格城外去。他们去了一个矿泉区，现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换了俄国名字，还碰巧遇到了托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马斯ั被这次招见击垮了。他在这儿突然作为一个医生与别人谈起话来，能感觉出以前那ว种生活，带着按部就班看见病人的愉悦，带着病人们信任的目光，正跨越岁月的断ษ层向他扑来。他曾经装作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事实上他是滋滋有昧，现在更是极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着，这一灾难性的大错都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着路面，避免去看特丽莎。他对她很恼火。她在身边的出现比往日更显得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了堤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
一路上谁也没讲一句话。
回到家里，他们也默默地吃饭。
沉默，象一片云海横在他们中间，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越来越沉重。他们逃离这片苦海，径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诉他：“我被埋掉了，给埋了许久许久。你每周来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坟墓，我就出来了。我眼里都是泥。”
“你总是说，‘你怎么เ会看得见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总是说，‘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๐经成了空洞。’
“后来有一天，你要去长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的。几个星期过去了，不见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错过，就不睡觉了。最后，你又敲着坟墓，但是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睡觉了，已经累坏了。我想我是不能ม再从那里出来了。我终于又出来的时候，你显得失望。你说我看来不舒服。我感觉得出，我下塌的两颊和紧ู张的姿态使你觉得多么难看。
“我道歉说，‘对不起，你走以后我没合一下眼。’
“是吗？你的声音里全是装出来的高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个月的假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个月假，意味着你一个月不愿来看我，你有另一个女人。你走了，我又掉进了坟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会有不能睡觉的一个月来等着你。你再来的时候，我会更加丑，你会更加失望。”
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เ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
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接受这一切，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但是，特丽莎中的悲伤之却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图重新进入她讲述的，想象自己抚摸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道这一点——把她眼窝里的泥擦掉。然后，他听到她话中难以置信的悲怆：“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处于心肌梗死的边缘。
特丽莎又睡着了。他睡不着，想象着她的死亡。她带着可怕的题死了，由于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从噩中唤醒。是的，这就是死亡：特丽ษ莎带着可怕的噩睡着了，而他再也不能将她唤醒。
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แ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ฦ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ti，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เ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å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ว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ณ。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เ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来。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ฐ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
“涨价啦。”托马斯没停下手中冲洗玻璃的水柱。
那ว人看看托马斯。他就是托马斯在医院时的同事，曾经以为托马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而加以讥笑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称为s。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们对没有料到เ的事情感到เ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下，是一种不甚愉快的惊讶。
“你好吗？”s问。
托马斯ั还没应答，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ฦ了消除紧张气氛，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ฐ字来：“好，还好！”他马上感到，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他的“好”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他很快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ຒ事？”
“没什么，”s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ณ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ม说“还是老样子”呢？
“主治大夫怎么样？”托玛斯问。
“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s问。
“没有。”托马斯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เ好，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ฦ自己的朋友。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震颤。托马斯怀疑ທ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象主治医生一样，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马斯，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两位老同事之ใ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托马斯。他并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如果他能ม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没有什么เ可羞愧的，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兴见到เ你！”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这些诚恳的话在他的同事听来，也同样是嘲讽。
“对不起，”s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阵子，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他嗤之以鼻时，他们都对他微笑；现在，他们不能再鄙视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却对他敬而远之。
还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请他了，不再用香槟酒欢迎他了。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恒，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
他回到家里躺下来，比往常睡得早，一小时之后却被胃痛醒。每当他消沉的时候，lao毛病就冒了出来。他打开药箱，骂了一句：箱子里空荡荡的，他忘了给它配药。他试图用意志力控制住疼痛，也确实相当有效，但再也无法成眠。特丽莎一点半钟才回家，他觉得自己想跟她闲聊点什么，于是讲了葬礼，讲了编辑拒绝跟他讲话，还有他与s的相遇。
“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了。”特丽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