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历史的裂缝白修德与0年代“中原大饥荒”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ว个ฐ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ธ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9๗、19页。
但意义更深远的，还是中国同盟会制定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军政府宣》，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奋斗宗旨，而孙中山1้90年10月在《民报刊辞》中ณ，次将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แ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基础，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命运。
对清王朝来说，1้90年也是个ฐ非常重要的年头。
19๗1年1้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第二年月，选举初ม步结束，国民党赢得了国会竞选的胜利ำ。国民党在国会选举的胜利ำ，无疑是袁世凯独裁的一大障碍。因此，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从而引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但只两ä个月，组织涣散的“二次革命”即告失败，也宣告了中ณ国初试政党政治的失败。历史的裂缝从“起朱楼”到“楼ä塌了”
事实说明，在革命刚ธ刚成功、一切尚未稳定时即匆匆取消“革命党”，确是革命党人的重大失误。不过，他们提出的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向掌握政权后的“执政党”的转变的深刻意义，却不能完全忽视。
一党治国
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孙中山认为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แ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至党魁则ท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着手重组革命党时便强调“以服从命令为ฦ唯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入党时还要按手印。
对此，他的战友黄兴认为党员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已๐是不平等，而还要按手印则ท是人格侮辱，因此坚决反对。平心而论，孙中山本意是为扭转国民党的涣散、软弱局面，不如此确实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然而黄兴等人的反对也确有道理，因为誓规定党员只服从领袖，当领袖是出于公心时固无问题，但当领袖变质或更换时，领袖究竟仍是大公无私还是抱有个人野心则ท无法保证。或许，这是“革命党”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