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的出身与卫青类似。他是卫青的同母异父姐姐卫少儿的儿子。早年，霍仲孺与卫少儿私通，生下去病。后来卫子夫尊贵，卫少儿嫁给一个叫陈掌的官员。去病以皇后外甥的身份，18岁为ฦ侍中。他以军功立名也与卫青相似，但有一点与卫青大异：他生性剽悍果敢，无甚顾忌，不爱士卒，不重士人。他出征时，带足上等食物，班师时常有剩余，而士卒时不得饱。在塞外，士兵无粮疲惫无力时，他还会下令兴建临时球场，踢球娱乐。《孙子兵法》讲述将领爱兵的重要性时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霍去病偏偏来了一个反面的证明，可见天下事从来未可一以律之。
司马迁因李陵之事而下狱，对李陵的先人李广，他天生有一种认同感，所以在《李将军列传》中不由倾注了过多的同情与热忱。这本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只在于，当后人脱离这个情境而盲目倾向于司马迁的巨笔时，李广的形象便渐渐脱离了真实。一个青年时有为但不能积累็智慧和经验的将领ๆ，一个小战时可胜而大战时无用的将领，赢得了后人过分的尊崇与敬爱。这个纰漏时历20่00多年却从未有人指出，足见历史中铸就的定见十分坚固，难以撼动。不过说到这里，我们仍得回过头来感谢历史，是汉武帝时那ว些货真价实的战争给了检验李广的真正机会。只可惜李广至死尚觉苍天不公，不能ม仔细地评判自己，而事实上，在我看来，历史的提示已经足够清晰有力。
于是，我们对《汉书》中罗列的诸侯王的各种罪状，不免有新的想法。简单地说，这些罪状可能属实，也可能不属实，而且各有两ä种成因：
一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时人斥ม之为形而上学，否认历史的进步，几乎ๆ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这个说法。在我看来，董仲舒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犯不着人们兴师动众，大加挞伐。汉人历史知识的广度远逊于今，他根本不能想像科学技术会改变历史。在他们眼中ณ，三皇五帝之治理天下，跟汉帝治理天下也差ๆ不多，百姓干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活。如此，古代有的治国之道，今人遵循就得了，翻不出什么เ新花样。也就是说，他想不出“天”还会变。直到เ鸦片战争后，西方แ文明迅疾涌入，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天”原来会变，“道”之变革便成题中应有之义了。
二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就是说，做事情只求正义แ而不要去谋求利益，要宣明大道而不要去计较功效。今人在商品经济潮流中都主张批判这种观念，树立道德新准则。董仲舒这种将利与义截然分开的思路，固然应该唾弃，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种不计较利ำ钝成败、为了目标奋斗终身的精神，是否值得人们崇敬而且仿效呢？历史上哪一个ฐ伟人不是没有这么一点精神的？
三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ใ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所以离开孔子之道的诸子百家，都应灭绝，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来处于九流十家之一的儒家才得以脱颖而出，取得统治地位。朝廷设研习儒术之官，并且以儒术教育百姓并取舍士人，所以有“遗子满籝金，不如教一经”的说法，儒家经典显得珍贵无比。儒家因董仲舒而后贵，这是不易的历史事实。
但是，董仲舒是否就是儒家的功臣？要作肯定的回答仍然不易。清代才华横溢的杭州诗人龚自珍有诗云：
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龚自珍说儒家本是学术九家中ณ的一家，而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真理。后代儒家尊荣，儒生的脸皮就厚了。不知古代九家学术哪家遗存最多，有人说儒家亡得最早，这句话又说得如何？
儒家被钦定为正统学术，固然有利ำ于儒学的留แ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对儒学的打击更甚。首先，它扼杀了儒学通过与其他学派论辩争执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一种学说总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它通过回答他人的诘难而宣布自身的存在为正当。假如取消เ了对立面，事物本身也就完结了。其次，它堵塞了儒学内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既然它已被权力宣布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有什么必要再来研讨考索ิ自身的不是？所以，儒学鲜明的概ฐ念和活生生的信仰首先丧失，留下的是一些与人心无关的僵死教条。这些道理在今天人所共知，此处毋庸赘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董仲舒是儒家的功臣，还不如说他是儒家的罪人更为恰当。而且推而广之，我们甚至可以称他是民族的罪人。约翰·密尔说：“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ณ，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此语真是精当之极，千古难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