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时人斥之为形而上学，否认历史的进步，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这个说法。在我看来，董仲舒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犯不着人们兴师动众，大加挞伐。汉人历史知识的广度远逊于今，他根本不能想像科学技术会改变历史。在他们眼中，三皇五帝之治理天下，跟汉帝治理天下也差不多，百姓干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活。如此，古代有的治国之道，今人遵循就得了，翻不出什么新า花样。也就是说，他想不出“天”还会变。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迅疾涌入，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天”原来会变，“道”之ใ变革便成题中应有之义了。
三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ใ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所以离开孔子之道的诸子百家，都应灭绝，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才是真正懂得历史底蕴的大人物，我们可以说卫青对时代有着深刻的认识。实际上，就在武帝ຓ的爷爷汉文帝时，一个人凭着道德和才能尚能得到重用，像张释之ใ甚至可以对抗圣旨、勇批逆鳞。而到武帝ຓ时期，主旨在于建立专制秩序，一切违背此秩序的言行就不能被容忍了。卫青也不是生而知之者，当时武帝曾为削弱地方势力，徙富豪于茂陵，大侠郭解因名声过大，尽管家无余财，也被列入名单。卫青前往说情，武帝ຓ答曰：“一个ฐ平民百姓竟能ม使大将军为ฦ其说情，怎么可能没钱呢？”卫青诺诺而退，也因此得知自己只能做哪些事。
所以我们说卫青平生行事，令上下左右无可挑剔。如果一定要说他还有错误，就是他一生几乎不犯错误；说他还可挑剔，就是他平日太无可挑剔。这种人太像圣人，而生活中本无所谓圣人，所以我们就不免说卫青造作，不是从自身真实的人格中生发出来。但话又说回来，往好的方面造作，总比不求上进、自甘堕落强。难道我们更喜欢一个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媚上欺下、为非作歹的大将军吗，即使他出于真诚？
李广的运气不好，似乎当日已普遍传开，甚至上达天听，汉武帝在出师时就曾密嘱大将军卫青勿让李广独当单于。而在我看来，李广上面的那段对白，除了说明汉代已有对待俘虏的人道观念，别无其他。我个人今日尚不相信命相之说，我想司马迁也不一定相信。那不过是太史公无奈之余的一个ฐ尝试性解释罢了。
西汉一代政权并非天授，而是从战场上冲杀得来，所以刘邦ะ为帝以后一面在杀功臣，但另一方แ面也不能不承认功臣的功劳。刘邦ะ死后，惠帝、文帝对功臣们更是优容。曹参为ฦ相不理政事，惠帝ຓ只能将曹参的儿子拉来探问；文帝问陈平天下一年案件多少，财政收入多少，陈平坦然说不知，让文帝自己去问各部部ຖ长，文帝ຓ还得称善。这其间固然有一朝初始力求少事的深意，但帝相间的关系总不如天地那ว般相去悬殊，有时候他们还能在较平等的态度上讨论问题。而到เ了汉武帝ຓ时期，距建国已经60余年，众多功臣老死殆尽，靡有孑遗。没有军功的群臣已经无从摆老资格固执己见，图谋上进的新人则一切以上面的旨意为指归。他们一方面靠迎合上面精神而升官，另一方面也靠当官而谋取自己的利益，因为当官即使不贪也还有其他的种种好处，公孙弘们于是应运而生。
公孙弘的对策今日看来不过是老套套，他吹大牛说可以一年之内移风易俗，但是在实际的政务上并没显出多大的才干。他的思路还是局限于较狭隘的儒家一流，不赞成开拓西南和西北边疆，这些看法都不能得到汉武帝的首肯。史汉本传中ณ更强调的是公孙弘的态度：每次朝会讨论国家大事，他总摆出几种方案，说明理由，让皇帝ຓ自己选择，而从不坚持自己้的观点，更不会面折庭争。由于出身，他对实际政务有足够的了解，更为ฦ难得的是他读过《春秋》，每一个实际举动他常能冠以堂皇的名目，善于以理论来解释和粉饰现实。武帝正是欣赏他这两点，他才得以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可见天下安定时才能不一定成为升官的根本依据，关键在于能不能ม秉承主上旨意并作提高到理论上的阐释。
公孙弘的慎厚不容抹煞ย。他身为高官，品性却至俭，每顿只有一个荤菜和极粗的粟米饭，所有的俸禄收入，他都供给故友宾客，家无所余。他盖宾馆、开家门以延请贤士，共商国事，谦虚厚道，人所共称。到后来继他位置的丞相，本来延请贤士的宾馆已人去楼空，往后更变为马厩车库奴婢居室。但是公孙弘毕竟也是人，他表面厚道，但外宽内忌，对得罪过他的人，表面和善，背地里却落井下石，主父偃被杀，董仲舒降职，都出自他的主意。
公孙弘之所以为公孙弘，决非纯然出于他个人之因。当老功臣死亡殆尽，新า的当政者已๐经无所顾忌，提干的标准自然而然就以能贯彻上头旨意为准，君臣关系从此发生重大变革。这与其说是军人政府变为文官政府，还不如说是贵族政治变为专制ๆ政治。而中国绵延200่0年之ใ君臣格局，便由汉武帝与这位无爵丞相依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