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了解这场人寰惨祸ຖ，沉溺于由á误会和隔绝造成的悲剧情感，不是我们今天读史的本意。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武帝这般对人情世故及政治的洞察力，为何他还容得江充之流在其间搬弄是非？换句话说，纵使专制君主ว的晚年身体固然必定差下来，又为什么一定要让通常所说的小人物服侍，而大臣妻子反不得交流？再通俗一点说，以武帝这般的天赐英才，能够变更制度，开边拓疆ຆ，为何自己的家务却处理不好？是他不知建立一个ฐ好制度的重要性呢，抑或他根本对此无能ม为力？
一个问题如此来提问，答案已经有了一大半。事实上，一般地判定古代中国无制ๆ度，当然是缺乏常识的表现。问题只在于传统的制度与我们今天脑海中的概念相去太远。由á于种种原因，传统的制度制ๆ定时很难找到切实依据，生发由心，制定后便常常难以落实执行，盼望着杰出人物在施行时能因地制宜、随时校正。当制度本身的来源、依据和落实都存在问题时，又遑论坚持制ๆ度重于一切！人们平时常常夸夸其谈建立好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坚持、执行制度的重要性，却不知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须从长久的历史和现实中ณ提炼而来。制度如果只由当政者随意制定，抑或迫于某种压力甚至向更高级的文明抄袭照搬，结果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只有在制订时就充分反映现实和民意的制度，才有成为好制度的可能。
在郡中ณ掌管法律事务的是于公，他在当地以公平著名。据说那ว里被判刑的罪犯，如是于公经手的，总是心服口服，无甚怨言。于公接到这桩案子，心生疑ທ惑。从案情看，此少妇丧夫已十来年，要改嫁婆婆早已同意，要谋财家徒四壁无财可得，根本没有丝毫犯罪动机，何况她供养婆婆长久，孝名远著，更不会做出此等事情。于公向太守禀报自己的看法，太守则以少妇供词回答。中国古代一直不禁对犯人施加肉刑，尽管有路温舒等人知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的实情，但是对屈打成招的后果在法理上从未有过周密的考虑，所以太守一固执己见，于公说干喉咙也无济于事。但于公实在无法执行，于是抱着此案档案，嚎啕痛哭于大堂上，哭毕，辞官急去。太守则将此女活活诛杀。
在这个情节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最主要的角色却是天。天虽无言无行，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为。天洞悉人世间的奥秘，更惩治人世间的罪恶，保证正义的伸张。更有甚者，在古人的心目中ณ，天还能ม选择人世的统治者，以吉兆宣示天子的仁德，以灾祸显示天子的失于正道。畏天敬天，乃古代人行事之根本法则。上古的《尚书》中《汤誓》记载，商朝开国之君汤欲伐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诛杀之ใ”，“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前往讨伐，使夏朝归于正道”；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ใ言”《论语·季氏》。晚到เ元代的关汉卿，写《窦娥冤》时还有这段著名的曲词：
太史公司马迁依然望向历史，不过，他的眼光已更为深邃沉痛，他的胸襟已更为宽大弘远，他的情感已更为抑郁奋烈。他打通了世上庙堂与牢狱的界限，他也学会了用更物质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同时更加推崇特立独行、惟义是依的精神与气质。所以他的《史记》违背了古圣人制定的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准则，而以独特的面目行之ใ于世。如他单传苏秦、张仪，洋洋一万多字，篇幅大得异乎ๆ寻常，甚至不惜夸大事实，对能凭三寸不烂之ใ舌坐谈封土、立取富贵的书生明确予以赞赏。同时他又将首阳山上怀思故国、抗议暴力、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齐立为列传之首，敬仰清士之情溢于言表。他曾专辟《货殖列传》，津津有味地叙述当时一些大企业家的发家事迹，同时明白地批评说：那些浅陋小儒，既“无岩处奇士之ใ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直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但他同时又辟《游侠列传》，歌颂那ว些“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且“不矜其能ม，羞伐其德”的侠士，推崇他们能不随世俗浮ด沉，敢为ฦ世所共弃之人开一生路。两种根本互相矛盾的观点如此水乳交融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正说明了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难以企及之处。
龚自珍说儒家本是学术九家中的一家，而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真理。后代儒家尊荣，儒生的脸皮就厚了。不知古代九家学术哪家遗存最多，有人说儒家亡得最早，这句话又说得如何？
用现代的法律观念来看，汉武帝此事做得不仅惨无人道，而且在法理上毫无根据。事实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一般也都讲究罪刑é相符，但是关涉专制权力中ณ枢的偏偏另当别论。景帝时吴楚七国并没有叛乱，但是晁错从长远考虑，一定要将其削弱，即使逼他们真的叛乱也在所不惜。因为中央与诸侯国之间没有明文的契约关系，即使有契约也没有权威แ的机构监督执行，惩罚不依契约办事的一方，只有靠实力说话。正因为如此，有实力的一方แ不如趁早限制对方实力的发展，防微杜渐、以免酿成大乱ກ。杀母立子正是循着这条思路推演的自然结果。有人认为武帝死时诸事疑点甚多，很可能是武帝ຓ猝死、霍光擅自废立。但是我以为光是杀母立子一事，表现出洞察一切的睿智和独一无二的原创น性，不可能不出于武帝之ใ大手笔，以霍光的脑筋还真不一定想得出来。
不过，靠牺牲一些东西来稳定国政，是否就是理想的政治境界？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派人以为ฦ，“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就是这种观念的老祖宗。在他们的心目中，一条人命比天下更为重要，因为得天下不外乎是让百姓生活得更好，而以杀害无辜的手段取得天下，早已失却了得天下的本意，所以他们宁肯失天下也不愿杀一无辜。当然这一派人士在古代中国早被判ศ定为迂阔而远于事情，无裨于世。另一派则主张以较小的代价去换取大局的胜利ำ，如汉武帝ຓ的立子杀母。他们也许确实止息了后来本会发生的一场动乱，而后来这场动乱假若真的发生，代价当然远不止一条人命，所以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显然划ฐ算。只是今天已身处21世纪初，世人早已眼界大开，明晓世界ศ上有些民族还就是傻，真把百姓的一条人命当回事儿，连参加一场大战也要计较几个士兵的性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孟子所云未必就是迂阔和不切实际，而那些洞察一切善于以决断方式预防灾祸的也未必就是伟人。无论如何，尊重每一条生命毕竟更近于人性的理想境界ศ。人类注定要在魔界和神界的接壤地区徘徊，正是有了对神界的倾心爱慕和不懈追求，人才不致于完全坠入魔界，而至今保持我们的人身。所以我们在叹服汉武帝睿智英明、敢于决断ษ的同时，对他身处的环境和背景不能不加以清醒的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