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5年，柳宗元26๔岁，又考取了博学宏词科，先后担任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殿书院正学、蓝ณ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监察御史的任务是监督检查王朝官吏的工作，里行相当于见习的意思。在这五、六年里，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央朝廷工作，虽然官职不高，年纪很轻，但积极地投入了当时政治和文学领ๆ域的活动。他经常参加各种辩论，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他的政治见解与当时主张革新的王叔文、韦执谊等人很接近，再加上他希望在政治上建立一番功业，于是就加入了以王叔文为ฦ首的主张革新的政治集团，并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柳宗元被贬的永州，位于湖南和广东、广西的交界处，在当时还是一个ฐ相当荒僻落后的地区，而司马又是个无事可做的闲官。那一年的冬天，他携带67๕岁的母亲，跋涉万水千山，来到这里，寄住在一座叫龙兴寺的和尚庙里。不久，柳宗元的母亲染病去逝，他的住所也几次被火灾侵及，有一次还差ๆ点丢了性命。柳宗元在永州呆了整整10年，贬谪的生活环境里，物质困乏，精神苦闷，严å重地摧残着他的身体，但这种生活也使他获得更多的锻炼和体验。他进一步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生活痛苦和思想感情，更深刻地认识到权贵们的丑恶面貌和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这时他又有机会广泛地钻研古今典籍，并加以批判吸收，因而大大提高了认识水平和文学修养。于是，他奋笔为文，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批判黑暗的现实，宣传进步的主张，提倡散文革新。他的著名作品如《封建论》、《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六逆论》、《段太尉逸事状》、《三戒》等，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它们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闪耀出灿烂的光芒。
安吏乱后，京师长安供粮不足，粮价飞涨，斗ç米千钱。禁军有时缺粮。京城附近的农民，不得不将尚未成熟的青穗捋下以充军粮。当时宰相元载，将京兆漕运之ใ事，委之ใ刘晏办理，刘晏得尽其才。当大量的物资运到长安，皇帝ຓ李豫大悦，遣禁卫军以鼓乐迎于东渭桥，并称赞刘ถ晏说：“卿，朕酂侯也”。“岁致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新唐书·刘晏传》。
在财政改革中ณ，税法改革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刘晏采取了以户税和地税取代过去的租庸调的办法，适当减免了农民的负担。把那些过去不承租、庸、调义务的所谓不课户，也就是拥有特权的贵族官僚地主，正式纳入国家财政赋税的轨道。这一新税法的实行，经济上损失大的，是贵族官僚地主阶层。但对朝廷而言，则扩大了税面，增加了财政的收入。在漕运转输方แ面，刘晏通过改革，解决了过度征用民力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在他主持江淮漕运10多年中，一改过去那种无偿的强制ๆ劳役从事转输的办法，而采取了商业经营方式，由政府主持运输事务，用雇佣劳动取代了强迫性的劳役征发。这对社会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刘晏为ฦ了进一步安定人民的生活，还竭力做好粮食的调剂和粮价的调节工作。在他任江淮地区常平使时，恢复安史之乱后的“常平仓”。总之，在大历年间，刘晏的一系列财政改革的举措，对稳定社ุ会，促进唐朝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资治通鉴》中评价刘晏的政绩时所说：“由á是民得安居其业，户口繁息。”
天宝十年751年，李白应在北地节度军中任职的友人何昌浩邀请，决定北行幽州。那时候，安禄山已经兼领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其权势日愈强大，蓄意夺取唐王朝的天下。是年的深秋，李白由开封启程，一路上且行且停，途经邺๐郡今河北省临漳、邯ู郸、广平今河北省永年，于752๐年10月到เ达幽州ะ，并在幽州渡过了一个冬天。在幽州，他看到的是苍茫辽阔、北风怒号的边地风光，并用诗句描写“胡马秋肥”、北国健儿游猎的情景，感叹“儒生不及游侠人”。在《出自蓟北门行》的诗中ณ，描绘了边疆战事的情况。在幽州，李白目睹了安禄山拥兵l0余万、割据一方的嚣张气焰，安禄山的军队，戈戟星罗棋布，人民罹于兵祸，《北风行》一诗记述了北方一妇女对丈夫战死的悲愤心情和凄惨境遇，反映了人民对安禄山的统治不满。李白也感叹自己徒有才干，虽忧念唐王朝的前途，而又报国无门，一筹莫展。只有“揽涕๓黄金台，呼天哭昭王”《赠韦太守良宰》，倾洒忧国忧民之泪。
李白的诗流传很广，是一位“妇孺皆知”的诗人。他的诗歌流传后世的约近1千首，按李阳冰《草堂集序》中所说，在他死后不久，其诗歌就已“十丧其九”。就在这“十丧其九”的诗歌中ณ，充分地反映了诗人热爱祖国和同黑暗的社会现实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在初唐四杰中，王勃是才气最大，成就较高的一个ฐ。相传他作诗写赋从不打草稿，选磨墨数升，然后在床上蒙头静卧，等到深思熟ງ虑后，忽然坐起，伏案奋笔疾书，不再改动一字，当时人将此事传为“打腹稿”。王勃的诗歌创น作意境开阔、达观壮健，一些常见的题材如送别、咏物在他笔下总显得新颖独到，不落俗套。如《送杜少府之ใ任蜀川》：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他还在自己卧室的屏风上贴了许多纸条，上面写着全国各地地方แ官员的姓名。有位大臣问：“地方แ官员都写进了花名册，您干吗还要把他们的姓名贴起来呢?”唐太宗说：“地方官员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关系重大。他们做了好事或坏事，我都随时记在他们的名下。这样，谁该提拔，谁该降职或罢免，我就有了根据，不会弄错了。”
唐太宗曾经总结了自己治理国家的五条经验。他说：“第一，过去的皇帝常常妒忌有才能的人，我不这样。我见了谁有才能就高兴，好像是我自己有才能似的。第二，我用人能够扬长避短，不要求一千人样样都行。第三，我不像有的皇帝，对有功的人就十分偏向，对犯了错误的人，就讨厌得好像要将他推到河里去。我是尊重有功的人，也原谅犯错的人。第四，有的皇帝痛恨敢说直话的大臣，我从不这样，对说直话的人一向是奖励的。第五，过去的皇帝几乎都只重视汉族人，轻视别ี族的人。我没有这样的偏见，无论是不是汉族，我都同等对待，所以很多外族都来投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