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对于一审中原告起诉的数额大，二审中ณ是否按照查明的事实根据实际争议标的额收取诉讼费的问题，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应当以实际争议额收取诉讼费用。这是因为，198๖5年5月3o日最高人民法院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上诉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了改判ศ时，可否变更第一审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负担的决定问题的批复》中指出，根据诉讼费收费办法规定，人民法院对诉讼费用的决定，是以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判决结果为依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对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实体问题作了改判，第一审的败诉者变成了胜诉者，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改判的情况，确定第二审的诉讼费用的负担，同时改变一审诉讼费用的负担的决定。在此答复中明确一点就是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改变一审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的负担，所以，二审不能改变一审诉讼费用的负担的观点是错误的。
【症结一百三十】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判决败诉方承担胜诉方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争论之点：上述观点在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就是败诉方应当承当胜诉方แ的律师代理费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两ä种分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ฦ，应当承担胜诉方律师的代理费，但是，应当有条件的。一是双方当事人在争议的合同中ณ有明文规定，双方แ当事人已๐经达成共识的，如合同中约定：“生纠纷的由败诉方承担对方的律师代理费”。二是法定的原则，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的如知识产权的审判中由侵权方负担权利ำ人支付律师的代理费，此外，其他民商事纠纷诉讼中不应当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第二种观点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除非法律、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情况，否则ท不能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แ的律师代理费，这是因为，目前，律师的管理还没有走向成熟和正轨，协议收费是最普遍的现象，代理费的收取与当事人争议的标的不相符合或者偏离，因此，不宜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
异议提起：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以及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抗诉。但是，人民检察院是否可以仅仅对于民商事纠纷案件的诉讼费用问题提起抗诉？
评析：笔者认为就检察机关单独就诉讼费用负担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已经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提起的，为了保证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正确。在民商事案件纠纷中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8月3o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ศ委员会第2o3次会议通过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第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就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就诉讼费用单独提起的上诉，故此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人民检察院都不享有该项权利。依据19๗98年7๕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oo5๓次会议通过的法释[199๗8]22号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人民检察院单独就诉讼费负担裁é定提出抗诉问题的批复》中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就诉讼费用负担的裁定提出抗诉，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法理上来讲，诉讼费用的分担不仅是对当事人责任的判断，同时也有人民法院的决定权，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权利，检察机关应当有权对此进行监督。目前民事诉讼法对此问题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执行。
异议提起：在一些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在人民法院开庭准备阶段作为原告的银行和作为ฦ被告的某企业在庭外达成和解协议，到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并且被告主动承担诉讼费用。其原因是双方达成协议，某企业偿还借款的全部利息，由银行将借款转贷。为了不在银行审贷委员会内产生该企业与银行之间进行过诉讼的影响，双方的意见是不同意制作调解书，不以调解的方式结案。通过银行撤诉，诉讼费用由某企业主动承担。对此，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评析：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对上述争论的问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宣判ศ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é定。人民法院经过对银行的撤诉申ã请进行审查认为ฦ符合法律的规定，应当裁é定准予撤诉。申请撤诉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属于私权，申请撤诉是当事人对自身享有的权利的独立处分，只要原告的申请是完全出于自愿，又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和侵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就应当准许。有关诉讼费负担的问题，应当依照ั《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撤诉的案件，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负担，减半收取；其他诉讼费用按实际支出收取。”所以，如果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协议的，而被告方又自愿承担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制作调解书，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在双方之间起到与撤诉同等的效力。如果双方执意以撤诉的形式结案，那么，人民法院在制作裁定书准许原告撤诉书的有关诉讼费的表述上只能由原告负担一半，不能由被告负担。
评析：上述争论是关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的请求期间。第一种观点是不适用保险合同的，不是因合同关系而形成的诉讼，它是关于人身权利遭受侵害，受害人向侵害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诉讼时效期间。与保险没有直接的利ำ害关系，只有当被害人是以伤害案件中保险的受益人时才生法律关系竞合的问题。
该条第二款规定：“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เ灭。”这是对第三种情况的规定。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公司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这是关于人寿保险的特殊规定。按照法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的要求，特殊法应当优于普通法的适用，因此关于人寿保险权利诉讼时效期间是五年。
评析：上述争议的观点涉及民商事纠纷诉讼送达的本质问题。英美法系的国家出于当事人诉讼主ว义的观点，对被告的送达可以通过原告进行，也可以通过律师来进行。日本、德国等大6法国家的诉讼观点认为，送达是国家行使审判权的行为，所以是法院依职权进行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ณ对送达界定为一种诉讼行为，主体是人民法院，而且送达的方式是法定的，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แ式进行。即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五种形式，根据我国国情和执法环境的特点，对英美和大6法国家的送达又有所突破，特别是关于留置送达中ณ必须有见证人见证的规定，这种制ๆ度的设置本意是在目前诚信制度尚未建立，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有待提高的条件下为了更加公正的审判而设定的程序。事实上在执行中经常遇到上述问题的困扰，没有见证人签字或者盖章，受送达人即便收到诉讼文书因为没有其本人的签字和见证人的签字，常常否认自己收到诉讼文书。那么เ，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张贴公告并将诉讼文书一并附上，然后通过摄影和照相的形式证明送达的存在是否可以起到见证的作用，对此，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受送达人如同否认送达人员的签字和说明一样仍然可以否认摄影和照相的真实性，作为见证人必须是与原告、被告和人民法院均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或者中介组织，才能ม居于中立的地位，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设定的见证人的标准，这应该是民事诉讼法在将来修改中ณ的一项内容。
评析：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意见》实施之ใ前担保责任约定不明的如何确定保证责任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以法民二（2oo1้）o16号“关于哈尔滨商业银行银祥支行与哈尔滨金事达实业（集团）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如何处理问题的答复”中对该问题予以明确指出，担保法实施ๅ之前的保证责任期间约定不明的保证责任期间为二年。虽然保证责任期间与诉讼实效都是二年，但是，该答复也阐述了保证期间应当与诉讼时效相区别。因为，担保法颁布之前关于保证责任期间的法律问题，应当适用1้99๗4年法8号司法解释。保证人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责任，即二年。该二年的性质属于除斥期间。另一方面的考虑是在保证法律关系中ณ，债权人、债务人以及保证人三方权益关系明显失衡，保证人对债权人并无对待给付的请求权，将约定不明的保证责任期间推定为二年从结果上看是公平的，避免保证人无限期地处于随时可能承担责任的境地。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关于保证责任约定不明的案件都是按照二年计算的，担保法的若干解释中对以后生的约定不明的情况也是规定二年的保证责任期限。规定为二年保证了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统一，但是并不能依此来说明担保法具有溯及力。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中明确了担保法实施前，对保证责任约定不明的保证责任期限为二年。这一答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不仅解决了法律方面存在的疑问和争议，而且使各级人民法院在处理相同或者相类似的案件时有了依据和统一司法口径，同时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将担保法实施前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限确定为二年，但是，并不是意味着担保法的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而与其相一致，而是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审判ศ实践中的案件是复杂的，要求当事人在举证和法官在判断证据和认证的时候，应当正确的运用最佳证据规则，应当对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进行全面、认真合科学的分析，才能ม按照ั最佳证据规则予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