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此谕并未提及“立宪”，但这毕竟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标志，因此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有外国舆论认为ฦ这说明中国“已如梦方醒”，而“京内京外，学界、商界，欣然色喜，群相走告”，“学界谱诗歌，军界演军乐，商界则预备金花彩烛”，准备热烈欢送五大员出洋考察政治。1้1月末，清廷下令成立了考察政治馆，其职能是研究、编选各国宪政资料供朝廷参考，在预备立宪的路上又走了一小步。经过一番曲折，五大臣终于在1月底离京，踏上出洋考察政治之路。
如果说190่年以前，立宪派、革命派还过于弱小，根本不是清廷的“对手”的话，那么此时，它们的力量空前壮大，已๐可与清廷比试一番。此后，这三种力量的角力，最终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立宪派与革命派生激烈论战，最终以革命派胜利结束。立宪派之所以败下阵来，其实并不是其理论无力，而是其理论的基点是清政府能立宪。然而，清政府190年在重重压力下迈出不小的一步后，却又基本止步不前。这时，政治的逻辑只能是革命。
对这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直接关系中ณ国利害甚至命运的战争，国人当然极为ฦ关注。但有意思的是，国人虽然谴责这场使东北居民惨遭兵燹之祸的战争，对国家衰败至此、遍地生灵涂炭深感痛心，却对这场战争的胜负更感兴趣，纷纷预测战争进程、结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此时仍十分弱小的立宪派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有可能使国人的思想生有利于政治改革的变化，对战局异常关注。他们作出判断，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可以战胜仍行君主的沙俄。就在日俄宣战后的第三天，立宪派的《中外日报》即表社论，认为长期以来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白种人对非白种人进行殖民统治，而这次战争将使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ใ分，不是由于种而是由á于制”。还有文章预料日将胜俄，而此战之后，“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天大异者矣”。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次战争将使国人“悟世界政治之趋势，参军国之内，而触一般社会之噩梦，则日俄之ใ战不可谓非中国之幸”。他们说得很明白：
这样，中ณ国的立宪改革将更加困难。与立宪派预料并希望日本获胜相反，清廷和守旧派则ท预料并希望俄国获胜，而且已经制定了具体的亲俄外交方针。他们认为日本为一小小岛国，远非地大物博的俄国的对手。他们还认为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是“以权与民”，这样士兵在战场必然会“各顾其命”，难打胜仗；而俄国是君掌大权，军队一定令行禁止，因此必然是俄胜日败。对此，立宪派反驳说，国家的强弱不在大小，而在精神。日本虽小，但经君主立宪后精神蓬勃，“俄国虽大，而之气象与我国等”。另外，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之ใ场，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而这是“之国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语耶”？
面对如此深灾巨祸ຖ，清廷不能不作个“交代”，在一道道上谕中，清廷竟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诸王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