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比比皆是：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ณ，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在许许多多的革命小团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等。但就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而，这些团体基本上都没有脱离旧ງ式会党性质，且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因而使革命派的力量大受影响。到190年，随着形势的展，成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的任务变得日益紧迫。190年8月，经过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多方努力，将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联合、统一起来的具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的中国同盟会终于正式成立，并于当年10่月创办了影响深远、在革命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机关刊物《民报》。同盟会将原本分散的革命力量汇集一处，因此力量空前壮大。自此以后，“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清王朝的被动变革
但是，官办企业的弊病也很明显。这些官办企业在体制上也采取衙门式的管理，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设总办、会办、提调若干，类似官场职别，并且受总督、巡抚和总理衙门的监督、节制。这种官办企业必然冗员充斥，机构臃肿，许多人因与“官”有关系而挂名支薪，官府也将其作为安排官员位置的地方，贪污严重，管理混乱ກ，生产效率低下。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ม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ำ”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ต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า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ณ重建了伦理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