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十年间，国民党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政体。198๖年，国民党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五权分立”，但各部门组成人员全部为国民党员，并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初ม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中华民国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他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ะ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颁แ布的各种条文、法规规定，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是“非法党”。19๗9๗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国民党一党治国的解释是其独裁的基本“理论”：“中ณ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ม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ใ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แ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ฦ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ณ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ว义”。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通过特务体系和保甲â制度得到贯彻实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于0่年代末0年代初ม开始产生、形成，以后展成为“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特务活动延伸到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系统，造成全面恐怖。同时，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从198๖年到19年，保甲制逐渐严密。保、甲â成为全国普遍推行的基础政权组织，负责对国民实行“管、教、养、卫”，清查户口、监视居民，一户犯罪、各户株连，实行“党化教育”，收缴各种苛捐杂税，组织军事训练。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ฐ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๐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清王朝的被动变革
从1901年慈禧在西逃途中ณ颁谕同意“变法”开始，虽有诸如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之ใ举，但不外洋务旧议和几年前维新派的举措，几年来新า政并无重大进展。但到了1้90年，它终于不能原地不动了；而它的点点“进步”，则与立宪派的辗转推动大有关系。
如19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但10่月又成立了“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以后各种有关机构越来越多，如第三集团军、海军总司令部ຖ、国防部、经济部、粮食部ຖ、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负责接收工作。各机构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各有各的后台，根本无法统一。一些部门将敌产贴上封条，另一些部门来后撕下原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有时竟然架起机枪，武装相向。在许多地方只能靠日、伪军维持秩序，甚至谁只要有一两杆枪，就可以军管之ใ名横行，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幌子，抢占房产、强行抓人、“接收”各种财富。
在这种况下，本来就不健全的有关规章，实际上完全无人执行。如19年8月底，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法令，宣布一切由日伪政权登记、注册的土地契约全都无效，但迟至一个月后才公布“清理敌有土地专门条例”。这一个月的空白期使许多“接收者”鲸吞大量土地，后来者自然也不甘心，致使这个专门条例只是一纸空文。
敌伪的许多财产其实是掠夺中国公民的私产，理应归还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拒不归还，甚至将其盗卖。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最重要方面，但许多接收大员却正是金融投机的推手。日伪投降，使沦陷区使用的伪币作废，但中央政府不可能ม在短期内向沦陷区投放大量法币，所以一时还不能不继续使用伪币，而其“身价”自然大为贬值。不少接收大员随身携带大量法币进行黑市兑换，同时有关利益集团居然故意推迟确定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剧金融动荡。
军队、海ร关、警察利用手中特权，以接收为名大横财更是便利。湖南岳阳是敌伪遗留物质最多的城市之ใ一，国民党某军接收时将日军所建不少工厂的机器全部变卖一空，每天黄昏宣布戒严，将各种变卖物资转运到外地。安徽芜湖警察局局长和下属监守自盗，把仓库内的大米卖到外地。当时白糖紧张，属专卖物资，上海闸北警察局局长伙同他人将被查封的大量白糖偷偷卖掉。据统计，北平被接收的敌伪财产入库率不到เ五分之一。全国况，由此可见一斑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