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源于对“敌产”的接收。
如19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但10月又成立了“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以后各种有关机构越来越多，如第三集团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部、经济部、粮食部、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负责接收工作。各机构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各有各的后台，根本无法统一。一些部门将敌产贴上封条，另一些部门来后撕下原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有时竟然架起机枪，武装相向。在许多地方只能靠日、伪军维持秩序，甚至谁只要有一两杆枪，就可以军管之名横行，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幌子，抢占房产、强行抓人、“接收”各种财富。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国竟出现上百个ฐ政党，国内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在191年月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这个ฐ新纲领的核心精神，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ะ取得执政权的党，而“革命党”并非“政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191年8๖月，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其他四小党的国民党在北京组建。但历史表明他们确实过于天真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政党政治终成幻影。
事实说明，在革命刚刚ธ成功、一切尚未稳定时即匆匆取消“革命党”，确是革命党人的重大失误。不过，他们提出的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向掌握政权后的“执政党”的转变的深刻意义แ，却不能ม完全忽视。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ณ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日胜俄败的结果一出，立宪派更是借此大做文章，宣传这场战争“非军队之ใ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ใ日胜而俄败，立宪，得失皎然”。“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二政体之战也。”“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ใ，殆为无因之果。”对于一直处于民族存亡危机中的近代中国来说，“立宪”对于多数国人的吸引力其实并不在于对君权的限制ๆ，而在于可以“救亡”。此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社会舆论和观念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立宪“乃如万顷洪涛๙，奔流倒注，一而莫之或遏”，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倾向支持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