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举动，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á，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氏一边反对自己。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临ภ行前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玉池老人自叙》
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固然有郭嵩焘个ฐ人的因素，如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极为复杂的各方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令行即止，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但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此时社会、官场已自根，他的作为实际已๐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ใ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ใ，郭嵩焘一生为ฦ后人所重
这些决议、文章的文字何其冠冕堂皇、正气凛然，但历史证明这些其实都是“满纸荒唐”，根本没有其实也不可能ม实施。孔、宋家族是公认的最大的官僚资本，谁敢动其一根毫毛？利益集团是此时的国民党无法克服的顽症，因为它在党内坚持领ๆ袖独裁，对外拒不接受中国和其他民主党派提出的以联合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既ຂ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它就会无可避免地更加，加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尽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ว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此诚国民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吊诡。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通过特务体系和保甲â制度得到贯彻实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于0年代末0年代初开始产生、形成，以后展成为“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特务活动延伸到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系统，造成全面恐怖。同时，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从198年到19年，保甲制逐渐严密。保、甲â成为全国普遍推行的基础政权组织，负责对国民实行“管、教、养、卫”，清查户口、监视居民，一户犯罪、各户株连，实行“党化教育”，收缴各种苛捐杂税，组织军事训练。
“胜利的灾难”
从1901年慈禧在西逃途中颁谕同意“变法”开始，虽有诸如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之ใ举，但不外洋务旧议和几年前维新派的举措，几年来新า政并无重大进展。但到了1้9๗0年，它终于不能原地不动了；而它的点点“进步”，则与立宪派的辗转推动大有关系。
年年初，闲居八年的郭嵩焘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遥远的云南中缅边境突然生英国外交官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ณ被杀的“马嘉理案”。郭嵩焘此时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ล理案”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ณ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ฦ他向以懂洋务著称。早在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即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并认真研读了使他惊讶不已的“日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当时即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ฦ惊世骇俗之ใ论。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ณ，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ฦ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เ息传开，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แ来朝”，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ณ国派使“驻外”之说。简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ณ，对外只有体现宗中ณ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在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外交”观却并无改变，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被视为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ฦ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他们认为ฦ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๐，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ร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ๆ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绪强烈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激奋，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要砸郭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