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遍贴揭帖，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ณ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ฦ惋惜，但他终不再被朝廷起用。91年月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ฦ郭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其实，郭嵩焘如果泉下有知，对此可能也并不介意，因为他对历史、对自己充满信心。在死前不久ื写的《戏书小象》中，他自信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接待恰成鲜明对照，使他初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เ“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进退，动辄生咎。”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其实，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认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习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堪官场的“繁剧”。
究所举者，仍然例文之ใ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ใ以严，而弊不可胜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养知书屋文集》，卷九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颟顸า”，即吏制本身存在巨เ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๐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随之ใ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况下，运用重典严惩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只是少数，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锢弊滋甚”，很可能ม祸及自身。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é”，又使政治清明，统治稳定。